明星也有心酸——蔡琴的故事
有一件事,盘桓心头多少年,始终是一个谜:蔡琴的10年无性婚姻。
1984年,蔡琴与导演杨德昌因电影结缘,不久就结了婚。
那时候,蔡琴走红已有五年时,杨德昌也已经拍了《海滩的一天》,作为台湾新浪潮的导演之一,他声名日隆。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,蔡琴认为,他们的关系,需要以某种形态确定下来。女作家袁琼琼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,那天,她陪着蔡琴从驻唱的地方回到蔡琴的家里:
“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,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,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,她大约就要走掉了……她怕得要死。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,等他想清楚,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。”
答录机里是有消息的,但蔡琴不敢去听,甚至打算将留言删掉,就在这个时候,电话响了,杨德昌打来电话,要蔡琴去听留言:
“这时我们才去动答录机。按了‘play’之后,毫无声响。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。之后,是一声长长的,长长的叹息。然后,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:‘你叫我怎么说呢?’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。”
袁琼琼陪她一起去了杨德昌的家里。“黑夜里,杨德昌出来开门,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。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,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。”
随后,他们结婚。婚后,杨德昌有一番著名的表白:“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,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,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。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,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。”最叫人不敢相信、不愿相信是,蔡琴欣然应允了这匪夷所思的“柏拉图式的交流”。同一年,蔡琴推出两张专辑:《此情可待》和《痴痴地等》。
放在今天,务实如我们,会觉得这是把大脑换成核桃仁才会做出的决定,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民歌、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“美好年代”的气氛,而蔡琴正是“民歌运动”的干将。那样百废待新的、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里,犹如里敦·斯特莱切在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中所说:“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。”这镀金年代,什么都是新的,什么都需要尝试,即便是婚姻的形态,似乎都有建设性的可能。
蔡琴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,把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们招为座上客,为杨德昌的电影事业从组织上、干部上、思想上做了准备,并时不时在他的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、唱首主题歌,甚至担任美工,如果你足够留心,就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,看到蔡琴的存在。于是有了《恐怖分子》、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、《独立时代》,于是有了作为“台湾新电影”干将的杨德昌。
他始终有绯闻,她始终不相信,直到有一天,由他告诉她,他早有外遇。他影片中那些残酷的、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际关系,落实在了他们中间。于是离婚,形式上的双数变成真实的单数。
他可能没别的问题,他甚至也不是薄幸和寡情,他只是没那么爱她,或者说,没他想象中那么爱她。他当初是出于年轻,出于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心,在犹豫中,又被她紧紧催逼,终于下了决心,以为一切都可以慢慢来,可以通过时间进行解决,但他到底说服不了自己的身体,所以他要求柏拉图式相处,直到他遇到真正触动他的女人——比他小十八岁的彭铠立,他们热情地生了两个孩子,杨德昌还说,与彭铠立在一起的时光,是“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”。然而这种怀疑,是万万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。我们一直假装相信自己已经不是动物。
蔡琴不知道么?她那么聪明,有什么不知道?有什么不懂得?却照样不知道不懂得。莫非世间每段情都必须令人不知不懂?都终必成空?即便再聪明也无能为力?这才是这10年情给观者最大的打击。
她张扬她的悲伤——她有这个权利,却闭口不提她所洞见的真相。香港演唱会上她点到为止:“该离的婚,离了;该开的刀,开了;该减的肥,减了;该穿的新衣服,穿了。”台下无不为她的隽语鼓掌欢呼。却没人知道,情歌千阕万阕,不过都是别人的心事,唱情歌,犹如穿戏服,而她那一段情,唱给谁来听?
2
蔡琴为什么会选择杨德昌?
杨德昌去世后,他和蔡琴的“无性婚姻”又被人翻检出来。鉴于他是男人,她是女人,他的领域对普通人来说疏离陌生,她的歌声却遍布有井水之处,影迷以外的群众对他进行评价时,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她,而一旦以她为支点对他进行评判,他的电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,他是不是一个对电影有极大贡献的天才也显得不重要,他立刻被还原成了一个以不可理喻的方式面对婚姻的男人。普通群众并不想在他的电影和他的婚姻间找到一个均衡点,他首先就是一个负心的人,其次才拍电影。
但对当初的蔡琴来说,恐怕并不是这样,她是因为爱才,才爱上他,她是因为爱才,才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十年最好的时光,来响应他的倡议:“不加入杂质的柏拉图式爱情”。他的电影,他的才华,对他和她的婚姻,对这种“柏拉图式爱情”,至关重要。她是把他的人和他的才打着包一起来爱的,甚至可以说,她是通过他,来爱一切天才的创作和灵感和热情。
普通人也会爱才。使这个人区别于那个人,使这个人越过那个人的,不是身体,而是附着在那个人身上的别的东西,谈吐,思想,一点点才气,不过程度轻重不同。巧儿是普通人里爱才的典型,她要得不多,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,能识字,会劳动,即是才华,使他有别于别的人。而我们生活里那些有才的人,恐怕也不过如此,或者写一笔好字,或者在KTV里能完整地唱几首歌,而这一点点才华,立刻使他或者她在另外一双眼睛里有了光彩,值得投入青春、爱情、后半生。而这一点点才华,不够他或者她经天纬地,却能够使今后的日子过得有点小趣味,就已经足够。就像偶然看到的温情美文里的话,婚姻美满的老夫人回味她的一生,认为她全靠了听了妈妈的话,她的妈妈曾经告诉她,一定要找个说话有趣的男人,因为“几十年的婚姻,要说好多好多的话”。会说话,能使她开心,也是才华。
蔡琴比较不幸,她起点太高,她赶上了民歌时代,成为民歌时代著名的女歌手,她需要能和自己进行灵魂对话的人,需要在事业上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,她爱上的不是小才华,不是有才华的普通人,她一口气爱上了电影天才,并以与他们的才华相适应的离奇方式来响应他的一切倡议。这种回应的方式,这种经营婚姻的方式,任何一个妈妈都教不了,她是摸着石头过河,她是以戛纳选片委员会的眼光和标准来选丈夫。这一脚,确实踩空了。
有人抑制不了爱人的冲动,去爱他的身体,热烈地关注着他眨眼睛的方式,有人抑制不了爱才的冲动,一次一次用他的才华当包袱皮,把他打了包带进自己的生命,蔡琴是后者。但要我选,首选爱人。
3
我们一班朋友,曾经玩过一个游戏,在那些老电影里,寻找那些惊鸿一瞥偶然闪出来的人,例如蔡琴。
在杨德昌的《青梅竹马》中,她是主角,在《独立时代》里,她真如传说中那样,担任的是美工,在关锦鹏的《地下情》里,她是配角。更别提许多首电影主题歌,许多次片尾曲。而引她走进电影的,是她的“民歌干将”身份,在那首荟萃港台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六十位华语歌手的《明天会更好》里,她是唱出第一句“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”的那个人——要知道,六十个人中,能有独唱的,只有三分之一,连童安格,都只在大合唱部分出现。而那正是八十年代,由此,就能及彼。她是那个由此及彼的时代的女主人。
但,前些年的“民歌三十年”的演唱会后,孙孟晋却说:“还好,蔡琴没参加。这个女人这些年的歌路是我非常讨厌的,看上去怀旧情调,其实非常恶俗。”当时,心里就咯噔一下,因为说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。她是最能审时度势的常青树,实体唱片消亡的年代,她转开怀旧演唱会,听众爱听什么,她就唱什么,即便出唱片,也不过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“时代曲”——那样成本低,音效和制作诉求上,务必接近“汽车音乐”,这大概是实体唱片最后的一块绿洲了。她承认了周遭的变化,容忍了自己的趋时和迎接。
我甚至明白了一点——对于她和杨德昌的婚姻,或许,她太务实了、太知趣了、太合时宜了,而他始终怀有理想,否则,也不会拍出那么些冷僻的片子。两个人在一起,得有互补,但却不能在价值观上有差异,而她和他,貌似同途,其实殊路。人往往在三十岁后,渐渐显露出本相,她就是这样,水落石出一般,让我们看到她的真貌。或许,也是因为,没有伴侣可以依靠,她就得积极些,为自己的将来打算,不得不抛头露面,投入这动荡的夕阳产业,并因此显得过分入世,以及过分手爪利落。后半生还要出来谋生计的女人,往往因此给人看轻,背后的心理是,她是一个没人可以依靠的人。
她只是标本之一。这些年来无数这样标本一般的人、标本一般的事,就像蔡琴,就像许多人,即便颠倒众生过,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,永远要重新开始,重新进入动荡,重新寻找,重新赢得欢喜——不管因为什么原因。
在别处,也还是一样,难以割舍的必须割舍,难以适应的还要重新适应,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,去暖热怀里的新人,去暖热一所新房子。即便安稳尚在,也知道那只是刹那,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,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,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。
现在,我们已经不做“寻找某某”的游戏了,找到的,其实已经不是那个人